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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 - 责任编辑 - 周昱辰

刘宝莱从事外交工作长达40个春秋。从1967年开始,他先后在中国驻摩洛哥、苏丹、科威特、阿联酋、约旦等使馆工作,在外交第一线从事对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工作。刘宝莱经历了中阿关系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双方关系逐渐走向灿烂辉煌。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中国前驻约旦、阿联酋大使刘宝莱向人民网讲述了自己的外交往事。

初抵苏丹 在繁复工作中学习成长

1965年,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日益发展,国内需要大批阿语翻译开展外交工作。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的刘宝莱接到被派往摩洛哥学习阿拉伯语的指示,这也成为他日后做外交工作的契机。

在广州军区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后,1970年,刘宝莱被派往中国驻苏丹使馆,正式加入外交工作第一线。回想起初入使馆的岁月,刘宝莱依然能感受到当时激动又紧张的心情。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苏丹使馆人际关系十分紧张,形成一馆两派,“两个司令部”。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宝莱到馆工作面临很大压力。“去驻苏丹使馆工作十分具有挑战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刘宝莱说,“我认为要做事,先做人。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秉持着这样的想法,在两派代表分别找刘宝莱谈话时,他婉言拒绝,表示自己不会加入任何一派。“我诚恳地告诉他们,自己是外交战线上的一位新兵,一切从头开始,加之担任大使翻译,深感力不从心。因此我的首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抓好学习,读好外报,尽快适应工作。”

随着中苏(丹)友好关系的发展,使馆工作量加大,刘宝莱也随之忙碌起来。初入使馆,除担任翻译工作外,刘宝莱还需每天听广播了解苏丹政局、摘译每日要闻、参与调研等。提起那段作为新人的青涩岁月,刘宝莱还记得自己造成的小失误。

每日清晨6时,刘宝莱需要听苏丹电台的首次新闻广播,了解当地政局是否发生政变。某天早晨,由于前日忙碌疲惫,刘宝莱睡过了头,错过了当日的新闻广播。“我在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是使馆同事进来通知我苏丹发生了政变。”当时的情形,刘宝莱仍历历在目,“我赶忙起床打开收音机,安好录音机并报告主任。好在两小时后,政变被粉碎了。”在年终总结时,刘宝莱因此受到批评,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吸取了教训。“要勤奋进取,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才能有所收获。”刘宝莱说。

亲历海湾危机 解救我国驻科威特劳工

1986年,时任中国驻科威特使馆参赞的刘宝莱与当时的科威特外交部政治司副司长阿里合影。

在刘宝莱调任驻科威特使馆一秘期间,正值科威特的多事之秋。当时两伊战争还未结束,科威特政府夹在两伊强邻中间,左右为难。爆炸事件也时常在科威特发生,这使得使馆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提起那段时光,刘宝莱回忆起一桩解救我国驻科劳工的往事。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公司和劳务人员已停工,被关在驻地。本以为战事很快会平息,可伊方在当地构筑工事,调兵遣将,大肆掠夺,滥杀无辜,甚至荷枪实弹到驻地抢粮抢水,大家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

当时,13家中国公司在科的劳务人员和侨民有近5000人。根据国内指示和使馆安排,他们需乘车抵达约旦首都安曼,然后搭乘中国民航专机回国。可由于约旦暂时闭关以疏散滞留人员,中方约2000名劳工被困在边界无法入境。

中国驻约使馆与约外交部交涉迟迟未果。情急之下,钱其琛外长指示刘宝莱约见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约旦外长马尔旺报告此事。

“我到大臣住处时,他正在刮胡子,一见我就问有何急事。我通报了我劳务人员在约边界滞留情况,特意请他打电话给有关方面,尽快安排中国劳务人员入关。”刘宝莱回忆道,“大臣边刮胡子边听着,我看他那么认真,真担心他刮破了皮。”

随后,马尔旺大臣立刻给侯赛因国王打电话报告,并转告刘宝莱,国王陛下已下令约边防部队立即对中国劳务人员放行。在刘宝莱和各方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使馆也报回专机已满载中国劳务人员回国的消息。“这件事情让当时在外务工的中国员工深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关怀和伟大。”刘宝莱表示。

出使阿联酋 亲历一场涉台斗争

1991年,刘宝莱赴阿布扎比履新,担任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当时中阿友好合作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了新的发展,如何进一步为两国关系全面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刘宝莱的工作重点。提起出使阿联酋的往事,刘宝莱对全力斡旋阻止台湾李登辉访问阿联酋一事印象十分深刻。

1995年,李登辉以台湾“总统”身份对阿联酋进行私人访问,这是自中阿建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事件。

1995年3月的一天,刘宝莱突然接到国内关于李登辉可能将于4月访问阿联酋和约旦的通报,要求他尽快约见阿方官员了解情况。若情况属实,则一定要千方百计解决此事。

刘宝莱深感责任重大,当即与使馆同事开会研究对策,并根据意见进行明确分工。刘宝莱分别联系了同阿方交往密切的亲王、政要,可对方都避而不见,这使刘宝莱心急如焚,理不出头绪。“这让我意识到他们好像内部已通气,也从侧面证明国内消息是属实的,绝非空穴来风。”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刘宝莱焦虑不安时,事情迎来了转机。阿外交部礼宾司邀请刘宝莱出席扎耶德总统为到访的匈牙利总统访阿举行的欢迎宴会。刘宝莱立即向国内请示,建议直接向扎耶德总统提出交涉。

当晚,刘宝莱在与扎耶德总统握手致意时交涉了此事,可对方并未明确给出将不允许李登辉入境的答复。刘宝莱意识到阿方似乎已同意接待李登辉,他决心再加大交涉力度,到阿外交部约见了政治事务司代司长艾哈迈德。

刘宝莱向艾哈迈德转告了我国政府立场,并正告对方,要求采取措施拒绝接待李登辉。可对方的辩解使此次交涉越发胶着,双方争执不下。最终这次交涉以对方表示允报领导告一段落。

多轮交涉后,阿方表示将按照中国政府的“三不原则”作安排,即阿官员不到机场迎送,官员不得会见和宴请,不允许李登辉接见记者或举行记者招待会。

李登辉抵达阿联酋时,多次提出希见扎耶德总统,但总统拒之不见。李登辉自讨没趣,随后飞往约旦。事后,刘宝莱仍约见塞义夫次长表示抗议,重申中国立场。

“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我同使馆的全体同志全力以赴,日夜奋战,跟踪形势,研究对策,同阿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刘宝莱表示,“关键在于把握好机遇,掌握好分寸,做到准备充分,胸有成竹。”

转战约旦 为中约关系融冰

尽管刘宝莱同阿方的斗争告一段落,可李登辉访问带来的恶劣影响远没有消散。

虽然李登辉在阿联酋并没有受到总统接见,可他到达约旦首都安曼后却受到哈桑王储的接待、迎送和会谈。中方曾多次与约方交涉,要求禁止李登辉访问,可约方最终仍同意李登辉访约。

这是中约两国自建交以来发生的最严重一次政治事件,两国关系自此降温,跌入低谷。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宝莱接到了转馆约旦的指示。对他来说,如何加大对约旦工作力度以消除李登辉访问造成的消极影响,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尽快恢复两国各领域交流往来是工作重心。

为缓和两国关系,刘宝莱在抵达安曼后便积极在当地朝野、新闻、经贸等各界人士中进行广泛活动,宣讲两国友好、阐明中方对台湾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揭露李登辉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同时,刘宝莱还与当地媒体建立联系,接受记者采访,在媒体上得体地发声。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宝莱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当地报刊陆续转载刘宝莱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还专门报道了我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有的报纸发表短评指出,约旦应接受海湾危机的教训,不要卷入别国的内部事务。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刘宝莱拜会了30余名各界知名人士。 “有一天约旦外交部政治司长约见我时还开玩笑地说,‘大使阁下来约不久,但阁下的声音几乎传遍全国各地。’”刘宝莱笑着说。

为祖国赋予的外交使命感到荣幸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70个年头,也是外交部建部的第70个春秋。在这70年间,中国发展举世瞩目,中国外交成就辉煌。

作为中国外交官,刘宝莱对此感到十分欣慰。“70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发展壮大逐步走向繁荣富强;我国的外交事业也由几乎被边缘化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刘宝莱表示,“我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和自豪,为祖国赋予我的神圣使命而感到荣幸。”

谈到对新一代外交官的期望和建议时,刘宝莱思索道,要有远大理想和抱负,要为人正直、诚实、清白、勤奋、公正。“清清白白做人,正正派派做事。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年轻人最重要的是永不满足的心态,不断追求进步,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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